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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38岁前媒体人的中产坠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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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记者陈涛最落魄的时候,去做了外卖员。在做这个决定之前,他靠一百多块,撑了一周。纸媒衰落的背景下,他的故事或许也没那么特别,但却鲜少有人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。他形容那是他精神极度糟糕的时期,他躺着,什么也干不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,但说出来又似乎有一种宣泄的快感:他是四川大学的哲学硕士,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《南方周末》工作过。最后,和很多记者选择转型一样,他也离开了媒体行业,去做公关,做运营。如果故事到这里,或许也没什么可说的,但他的转型失败了。最终,当他38岁,他惊讶地发现,自己找不到工作了。

以前,他住过80平的森林景房。现在,他失去了那种生活,窝在北京五环外一间十来平的屋子里,房租两千块。他认为,和农民工相比,他的条件当然好一些。但房东催他交租时,他也会崩溃。在又一个崩溃的日子里,他发了视频“卖惨”——他这么形容自己,结果一下子火了。

有人提出去他家采访,他是有些犹豫的。他不知道要不要让记者见识他的“惨状”。但如果记者觉得不惨呢?那他会不会被说“装惨”。由于困顿,由于敏感的天性,他总是陷入这样的纠结中。

他的“惨”有个人的原因。他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大好。做记者时遇到撤稿,他走不出来,导致下一篇稿的采访工作都没法做,他懵到说不出一句话,甚至让对方提醒他发问。

但也不全是个人原因。“转型Media人”近期统计过一个数据,在智联招聘网站,北上广深成五个城市,有4826名50岁以上的老媒体人求职。他们是杂志社主任、汽车媒体记者、报社资深编辑,他们想应聘服务员、保险理赔员、家政保洁。

美国作家阿莉莎·夸特在《夹缝生存》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贫困——中产阶级贫困,那本书访谈了大学教授、律师、会计师、科技创业公司员工,其中也包括失意的媒体人。这些人中,有在脱衣舞俱乐部劝架的前战地记者,申请过上百份工作无果的50岁前黑人记者,专门报道别人经济困境,结果自己也遇到同样问题的商业记者……他们已经付不起高额的房租、医疗、育儿支出。如果再遇到一些“坏事”,比如被裁、离婚,一下子就会坠入深渊。

还有一位曾获普利策奖提名的前社会记者约翰·库普曼,他曾经报道过伊拉克战争,但现在被卷入了零工经济,靠开优步谋生。当被问到还想不想回到新闻行业时,他说,“我不在乎还能不能当记者,唯一重要的事,是我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”。

陈涛似乎也陷入到一个相似的职业夹缝中。意外走红后,有好几个前媒体人联系陈涛。他们也在遭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。有一个财经记者羡慕他能“红”,请他问问这几天找上来的媒体,有没有工作机会可以介绍。陈涛真想帮忙,但连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火的头两天,他在直播间赚到两千多块的打赏。又过了一天,打赏缩水了90%。他曾经写过一个落魄的前体育运动员在天桥卖艺的故事。和所有人一样,他最后没有关心那个运动员后来去哪了。

谁还记得他?他说。

以下是陈涛的自述: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鲜花和蛋糕

发视频的那天,我刚刚从一个外卖小哥,变成无业游民。我打开微信钱包一看,里面只有一百多块了。

去年12月底,我的手里也只剩下一百多块,硬是撑了一周,一天吃一顿,有时去超市买一把面,有时买几个土豆。那时候正好赶上新冠感染高峰期,听说到处缺外卖员,我就下了一个骑手软件,一看真的没人接单。我花了700块租了一个电瓶车,就开始跑了。有一次,我一天跑了12个小时,赚了300多块。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后来就不行了,今年3月,我连续四五个小时都接不到单。原来外卖也有淡季。

那天我把租金退了,不想干了。700块退完,再补上这三个月来的服务费,最后没剩多少。同样的路,去的时候我还骑着电瓶车,特别轻松,五分钟就到了。回来的时候,我只能骑共享单车。我特别疲惫,花了半个钟头。风景也变慢了,那种落差太大了。路上我就在想,这和我这些年的境遇怎么那么像。

我也有过吃喝不愁的时候,能打车就绝不走路。朋友想开发票找到我,我就从滴滴上开,加起来几万块都有。那样的日子,我常会怀念。

我今年38岁,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。在媒体干了六年,做公关一年,互联网公司待了一年半。我还创业两年,但没做起来就退出了。之后的日子,我随手接一些零碎的活。写乐评,一篇200多块。上网课,做课件400块,讲课300块。在招聘网站上,我投过41次简历,和1972个HR沟通,但大多人已读不回。

3月26日,也就是我发视频的那一天。我翻朋友圈,看到有人在招新媒体主编,那人是我做记者时加的好友,但我不好意思联系他。我在招聘网站上搜那家公司,发现不止新媒体主编,编辑和实习生岗位也缺人。我先是看了一下主编的要求,媒体经验我有,在互联网公司也干过。但要命的是,在我的性格里,自大和自卑总能打架,这个时候自卑赢了。我想,万一人家觉得我不行呢?想来想去,最后我投了实习生。和以前一样,已读不回。

那天我把气撒在了一个猎头身上,他的知识面实在堪忧,四川大学没听过,连“南方周末”这几个字都能念错。我就在想,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当猎头,我却找不到工作。让人崩溃的事情全挤在同一天发生,房东催我缴房租,家人催我回成都安定下来。这天傍晚,我无法控制我的崩溃,就发了那条视频,没想到几天内有12万个赞。

以前没什么人找我聊天,现在数不清的人通过我的朋友、同事、校友、家人找到我。有一个记者经过了六个人才找到我,等他加上我时才发现,他的同事就是我哥们。除了采访的,还有介绍工作的,倾诉的,鼓励的,什么样的都有。但我这两天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没人能帮我。

直播连麦的时候,一个大姐给我提意见,说可以去修飞机。她不是开玩笑,看起来很真诚。我刚开始觉得很扯,后来随手翻了翻资料,发现修飞机是个挺靠谱的工作。你想想首都机场每天飞机落下来了,是不是要检修。这涉及到飞行安全,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严谨的问题。它是一个技术性工种,还有编制,如果能安安稳稳修一辈子的飞机,也挺不错的。那个大姐真没开玩笑。但可惜我的专业不对口,也不可能花四年学习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,他们不了解我。

以前我从没认真想过,35岁之后就业会变得特别困难。火了以后,那些和我相似境遇的朋友,突然都来和我倾诉。失业是一个群体面对的共同问题,这其中有个人原因,但不全是。

一个是前文化记者,失业两年了,现在做家庭主妇,偶尔写写读书笔记和历史八卦,可能也没几个人听。

一个是前财经记者,毕业后换了七份工作,其中六份不超过一年,现在在一家小传媒公司。这两天她联系我,问我最近是不是很多媒体来找,能不能也帮她递个简历。

一个是前互联网产品经理,问了我不少关于送外卖的事。我以为他只是好奇了解一下。聊着聊着才发现,他也想送外卖。以前他还想过在北京摆地摊。

这两天还有一个前媒体人发来问候。我们是在采访余秀华的时候认识的。他很有才华,上一次我们聊天是在2018年,那时候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公关。我突然意识到,我们的命运太相似了。离开媒体后,我们聊过开店的事,他想开蛋糕店,后来没开,做公关去了。我想开鲜花店,也没开,也去做公关了。

那两家公司现在都不在了。我们转型失败,就像鲜花和蛋糕。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,因为送外卖时,这两样都是高风险的物品,在运送的过程中很容易坏。

我最害怕送蛋糕,因为我怕我一个人吃不完,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?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转型的日子

你可能体会不到,人走红了之后,会把自己反思进去。

虽然不好意思说,但我以前是个文艺青年。我喜欢写小说,离成为作家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。那时我在读本科,写了一篇短篇小说,去投郭敬明的《最小说》。编辑通过QQ邮箱联系了我。我写了8900字,印象里是让我删到6000字。我没改出来,失去了这个机会。你问我为什么不拼命抓住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,我真的很愿意改,但就是改不出来。

这次以后,我把写小说暂时扔在一边,迷上了后摇(注:一种音乐形式),成天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,我写了很多篇乐评,稿费还不错,一篇大概500块左右。同时期我也发表了不少书评、影评、采访稿和翻译稿。有了这些作品,进入媒体行业,似乎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

2011年,我从四川大学毕业,在来北京的火车上,带了一本李海鹏的《大地孤独闪光》,那是他在《南方周末》写的特稿作品合集。我们那一代媒体人,都被《南方周末》吸引过。

最开始,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做见习记者。那是一本文摘居多的杂志,没有多少原创内容。我想做采访,半年后就跳槽去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成了一名文化记者。我采访过的“最大咖”是莫言。那是2012年,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。20多个记者一大早堵在莫言住的县城小区楼下,开门后一股脑全挤进去。

媒体竞争就是这么残酷。实话说,我挺自卑的。你要问我最满意的稿子是哪篇,我一时都想不起来。在上一家媒体的评刊会上,轮到大家讨论我的稿子,好几个人都说写得不错,但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说完后,他问我,你觉得呢?我懵了,一句话也说出不来。不同的评价很正常,我也能接受,但当时也许我被那个不好的评价“打击”到了。

你可以说我很脆弱,我承认。2015年,我没扛住压力,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离职了。那是纸媒向新媒体转型的一年,也是老媒体人纷纷转型的一年。我最后去做了公关。不止我一个,身边很多媒体人都转型去做公关。我还去过一家互联网大厂面试,除了办公室特别大,其他的想不起来了。后来,我进了一家很大的车企做公关。比之前在媒体赚的钱多了一倍,相当于你的生命密度更结实了,用同样的时间换来了更多的钱。

还有更多的痛苦。两个领导之间斗争,我不知道该把稿子给谁看。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,连自己的工位都没有,眼巴巴等着别人离职,终于等到一个“坑”,过几天来新人,又没“坑”了。你说我在公司地位低下,不全对,应该说是没有地位。

有一天,我在公关部领导的办公室站了一下午,就为了等他纠结一个近义词,确切地说是换一个字。他很耐心地循循教导,虽然看起来像是在教我语文,但更像是在教我做人。我本来可以反驳他,跟他battle,但我没那么干。

我带着一肚子气,又回到了媒体。你看视频里,我给自己贴的标签“《南方周末》资深记者”,就知道那份工作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点。刚开始,我很努力,想着一定要写最好的稿子留下来,可是很快那股劲就没了,我败在了试稿阶段。

五年过去,如今媒体环境有那么点不一样了。现在有些记者来采访我,被我拒了后,不会再多说什么。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,会再争取一下,有的时候还会死磕。有一次,我去采访前体操队员张尚武。那时他在天桥卖艺乞讨的事,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一个落魄的运动员的故事,让我联想到李海鹏的名作《举重冠军之死》。我在他下榻的宾馆楼下等了五个小时,终于等来了疲惫不堪的他。当时他婉拒了采访,说太晚了,第二天要回老家。后来我和几个记者一起送他去火车站,就那么争着抢着聊了几句。

这么说着说着,我怎么觉得这个故事,又和我的命运神奇地联系到一起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夹缝生存

和许多人一样,我投资过P2P。也和许多人一样,我失败了。2018年是我最有钱的时候,但十万块就这么没了。

离开《南方周末》后,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。那段时间我挺快乐的,领导说,我是专业的,不用看稿子,想写什么写什么。那家公司提供网络互助服务,我负责运营公众号。为了让文章好看,我会用非虚构的写法,采访用户,写一些感人的故事。比如“生命结束前,再穿一次婚纱”之类的。

不过一年后,网络互助服务没落了,许多平台倒闭,我签了离职同意书,落寞地走了。2019年年底,一个前媒体人找我,说要一起创业,开个小型公关公司。我俩见面刚谈完,没几天,疫情就来了。我们接过50万的大单,一起熬夜写标书,但还是没做起来。2022年,我就离开了。

在这之后,我都靠打零工过活。有时接公关稿,有时给别人上网课。如果说以前我的职业生涯是高低起伏的。那么从那时候开始,就越来越撑不住,一落千丈了。

送外卖三个月以来,我吃过一顿最好的。有天半夜,我遇到一个醉醺醺的中年大叔。他说打不到车,能不能让我载他回家。路不远,我答应了。他说我实诚,留了联系方式,改天要请我吃饭。大叔没骗我,真请我吃饭了。那是一家中等餐厅,大叔让我想点什么点什么,我点了一大堆烧烤。我和大叔讲了讲这些年的遭遇,他没说什么。我反而被他吓了一跳,他是一个演员,但我从没听过他的名字。回去后,我去网上一搜,还真有这个人。我想,他虽然混得比我好吧,但似乎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。

送外卖的时候,常有这种情况,这一单爬六楼送到老小区,下一单就去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区。有的别墅区特别麻烦,保安会拦着电瓶车,你必须走进去。里面每栋之间隔大约百米,有时走五分钟才能送到。这段时间对于外卖员来说,漫长又焦急。

我发现别墅区里大部分的住户都是年轻人,那种冲击感太强了。我这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,那时我想到了“阶层固化”这个词。

我在四川大学念的是中国哲学。但我从来没想过靠哲学吃饭。哪有什么岗位呀,你见过哲学普及读物吗?如果青城山道士算是一个职业的话,我的专业还算对口。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嵇康的道家思想。

有网友说,哲学是富二代学的。他们说的有道理。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是富二代,他家里开着奥匈帝国最大的钢铁厂。后来他自己把钱散尽了,去偏远小学当老师,在修道院做园丁助手。落魄的作家就更多了,我喜欢的保罗·奥斯特和雷蒙德·卡佛,都挺惨的,不断换工作,大多数都是体力活,常常家里揭不开锅。想到这些,我心里平衡了一点。

房东试图说服我去做美团分拣员,一个月能赚5000块左右。我不想去,每天计算送餐路线这种工作,会把人困在工具化的思维里。

我送外卖等餐时,看了一本书,韩炳哲写的《妥协社会》。他说福柯讲的“规训社会”已经过时了,现在应该叫“妥协社会”。面对这个让你痛苦的社会,你只有不断妥协。现在总有人给我提意见,让我赶紧抓住这波流量。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火了之后,头两天晚上做了直播,加起来两千多块,一个月的房租钱赚到了。可是隔天后,再做直播,我只拿到196块。我已经没有流量了。

前两天,有媒体与我视频连麦。我聊着聊着哭了起来。我说,我为什么那么努力,还是找不到工作。发出来的时候,被掐头去尾,只放了这一段。他们很聪明,懂得搞流量。我能理解。

那个和我一起采访过余秀华的前记者,怕我顶不住舆论压力,他提醒我,得向余秀华学习,她内心多强大。她可以很反叛,媒体爱怎么报道怎么报道。最后她似乎摆脱了“脑瘫”“村妇”的标签,用才华接下了她的热度。现在你去网上搜,她的前缀只有“诗人”两个字。

我以前也写过诗。我喜欢作家木心,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写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他的。但那是他去世的新闻。他写的“从前很慢”的日子再也找不到了。

送外卖时,我喜欢夜里出门,跑上四五个小时。我喜欢拍照,拍烟囱,拍大裤衩,拍雪夜里的一条车轮印。其中有一张照片,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,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枝洒下影子,斑影驳驳,特别明亮。冬天过去,春天就要来了,那是复苏的感觉。我说的“复苏”有好几层意思,你懂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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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题: 中产阶级, 人生抉择, 送餐员, 直播

专辑号: 52494

专辑类型: 发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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